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   沈玮玮

萧何，论智比不上张良，论勇难敌过韩信，但作为汉初三杰，是如何在众多智慧过人的刘邦智囊团中“营销”自己的呢？实际上，文吏出身的萧何，其长项在于精通钱粮刑名。在刘邦攻克咸阳后，唯萧何不取金银宝玉，直奔秦宫图籍所藏之地，将秦代律令和档案图书悉数收入囊中。在楚汉之争时，又充分施展了自己打点财政的特长，留守关中，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萧何利用自己在人口管理和赋税征调等方面的过人之处，奠定了自己在汉代开国诸功臣中的“老大”地位。

首功的地位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了公认。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刘邦在称帝后的庆功宴上这样称赞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张良虽有谋略，但需要萧何和韩信来实施。承平之世，韩信不仅受到限制，而且招来杀身之祸。而不论过去还是未来，萧何都负担了整个刘邦政治集团运作的基础性工作。但到了排位论座时，群臣却认为战功最多、作战勇猛的曹参位列第一。这时，有一个叫鄂君的人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萧何不仅每逢刘邦危难之际，及时补充兵员勤王，而且克服诸多困难保证前线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萧何的贡献根本不是像曹参等人一时的战功所能比的。萧何所做的，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鄂君的发言正中刘邦下怀，也许是鄂君摸准了刘邦的心思，成为刘邦的“托儿”。而且鄂君此时已被封在萧何苦心经营的关中之地，被称为“关内侯”，也很难说鄂君不是萧何的“托儿”。但这一则史实，正说明萧何位列首功，并未得到众人第一时间的认同。萧何当时在朝堂上虽一言未发，但很可能在心中暗暗发誓，定要将首功坐实。

汉朝新立，萧何又是处理国家政事的能手，肯定之后也是继续接着干他的文书行政和财政事务。因此，当初收集秦代图籍，无疑是为自己今后顺利执政提供合理性依据。在营造首都长安时，萧何成功地说服刘邦大兴土木，刘邦对他赞不绝口，特意提到他当年入咸阳时与众不同，只取书籍表册而去，原来是为了方便以后有条不紊地办事。萧何也顺着刘邦的话讲道：“臣无所长，一生为吏，对于前朝典籍，视为至宝，平日得以借鉴。今为陛下一语道破。”

萧何原是秦国沛县主吏掾，主吏掾即复作县令考核官员升迁进退，考核的依据为征收钱粮赋税和司法审判能力，当然熟悉秦帝国的法令制度，当初“约法三章”也是萧何的建议。于是刘邦登基后，“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萧何成为修订汉代律令的当然主持者。萧何所“次”的律令，史称“九章律”，是在依据战国之际魏国李悝颁布的《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之秦律的基础上，增加户（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三篇，合为“九章律”。《法经》作为“法的经典”，秩序编排很有讲究，全篇体现了分则在前，总则（具法）在后的“分总”模式。如果直接在后面增加三篇，反倒变成了“分总分”这样不伦不类的结构。但萧何依然照此办理，理由如前所述，很可能是萧何完全以秦律为准，为九章律寻找合理性依据而已。不过，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萧何为进一步坐实自己的首功，将自己的功劳永远铭刻在汉律之上，成为权威和永恒。因为，从增加的三篇而言，户、兴、厩的内容全是萧何之功的记载。如果萧何重新将《法经》的顺序打乱，那么户、兴、厩就会散落甚至被《法经》已有的体系所淹没。于是，萧何将其放在已经很具有逻辑的六篇之后，虽然看上去不伦不类，但会使户、兴、厩三篇十分显眼，说得不好听点，是十分扎眼，以突显三篇的重要性。

如果萧何为突出治世的治理重点，而将户、兴、厩单列出来作为“治天下”时代与“盗贼”相提并论的政务，那也应该放在“盗贼”篇之后，而不是简单地在尾后增加。因为萧何完全没有必要严格继承来自商鞅变法时代秦国依照《法经》所做的律典篇目。刘邦取秦朝而代之，如果萧何还完全沿用秦国时期的律典篇目，虽然是为九章律提供合理性，但完全有冒犯刘氏的“政治不正确”。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萧何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首功地位，充分利用制定汉代开国之典的机会，将自己的功劳永久地刻在了所有汉代臣民的心中，只要身为汉代的子民，都会接触到九章律，都会看到“户、兴、厩”三篇，而这就是萧何为自己制作的最牢固的功德碑。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