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 朱建伟
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以宏大的笔法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质朴刚健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对以秦帝国为主线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与生命抗争的华夏民族的勃发气象，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大秦帝国》作为一部全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二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者以穷则思变为主题着力描画了秦人的抗争历程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以说是一部全面讲述秦人“创业史”的艺术作品，书中关于商鞅变法的具有浓烈学者化的艺术笔触，更是掀起了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社会层面对“法治精神”的普遍热议。
一部有精神气质的好作品
对于《大秦帝国》这部小说，我们读来心潮澎湃，令人回味。作为崇尚法治的法律人，应该对《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表示尊敬和感激。陕西的文化底蕴是深厚的，这片土地为大众奉献了许多令人快慰的文化作品，也产生了能够代表这片土地情怀的优秀人物。如果说陕西文学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电影以吴天明、张艺谋为代表的话，那么在文学大旗或逝或衰，电影大旗独木难支的大格局下，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正代表着陕西文化的后劲，向国人展示着秦人精神的传承。
《大秦帝国》本身不是史书，所以它能够艺术化地赋予这一历史过程纵横捭阖、积极向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人读来热血沸腾，它虽然没有摆脱明君、贤臣、强将这样的历史剧模式，人物形象也略显脸谱化，其中刻意加入的女性角色更是显得作者在情感描写能力上的捉襟见肘，但500余万字、十一卷本的长篇巨著，不仅使作者十六载的艰辛写作得到了普遍认可，也通过小说这一通俗化的形式在社会上为秦国、秦人的评价做了翻案。有网友评论说：“读《史记》和《汉书》，对秦难免戴着有色眼镜。而看完这套书后那种石破天惊的阅读体验，彻底改变了此前我对秦朝暴戾、乖张、商鞅变法、焚书坑儒，诸如此类的看法。时隔半年，再读吕思勉的《白话中国史》，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考校来佐照这部小说，更觉得秦人之卓然。”秦人一百五十余年的“坚韧”精神感染了孙皓晖，孙皓晖又用他十六年的“坚韧”感染了我们。《大秦帝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于这部作品的灵魂是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体现。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认识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大秦帝国的崛起，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秦帝国，还应该着眼于秦帝国所处的中国历史上最富激情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是张扬的、个性的。秦的“生猛”固然令人敬畏，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的舞台，不是为某一个英雄人物、封建王朝铸就的。在历史天空下，华夏大地上，每一个族群，甚至每一个生命都参与了中华文明史的书写。所以说，作者近乎偏执地宣扬的秦人精神，说到底，也是华夏民族在处于青春期的独特精神。正是因为能够把这样的精神气质呈现出来，《大秦帝国》才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秦人艰辛的“创业史”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周天子在洛阳，虽王室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秦人如何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中脱颖而出呢？笔者认为，秦人穷则思变，立志变法图强的精神是秦国强盛的关键。周朝自平王东迁以来，王室衰微，各方诸侯厉兵秣马，蠢蠢欲动，意欲号令天下。北有晋国、东有齐国，这是当时最强盛的两个诸侯国，引领着春秋时期的社会发展潮流。西南有楚国意欲问鼎中原，东南有吴、越觊觎春秋霸业。秦人虽然在一代雄主秦穆公的带领下统摄西戎，一度位列春秋五霸，但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秦国一直积贫积弱，不仅多次东出而受挫，还失去了穆公时期所占有的河西之地。
春秋战国之交，韩赵魏三家分晋，初生的魏国变法图治，给秦人以深刻影响。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开启了魏国的百年霸业。秦人眼看着东邻魏国通过变法一步步强大起来，开始对自己进行侵扰，这给秦人很大的震撼。魏文侯重用卫人李悝，实现了魏国法令的畅通。熟悉中国法制史的人一定知道，李悝是以《法经》流芳于世的。《法经》六篇：盗、贼、囚（也作“网”）、捕、杂、具，确立了中国古代法典的体例和基础，商鞅正是携《法经》入秦，才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运动。
魏文侯还重视人才培养，拜孔子弟子——大儒子夏为师。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众多，华夏文化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了魏国，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并为魏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秦国重用的张仪、范雎都是魏国人，商鞅也是因为在魏国怀才不遇才转而事秦的。在魏国受到排挤的吴起出走楚国变法，一度使楚国强盛起来，这也对秦孝公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中原各国多形容秦国为“虎狼之国”，这既是对秦国曾经辉煌的军事力量的惧怕，也含有对西秦文化落后的蔑视。魏国的先进文化对当时被视为处于蛮夷之地的秦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在秦国形成了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进而重用客卿的传统。正是看到魏文侯变法而国家富强，吴起在楚国变法成效显著，秦孝公才发出了他那道著名的《求贤令》，招纳才学之士为秦效力，从而为秦国的崛起获得了一线生机。
为了吸引人才，秦孝公首先说明秦人在穆公时期也曾东平晋乱，西霸戎翟，得到天子和诸侯的认可，叱咤一时。但由于在此后的四君时期疲于内乱，致失河西之地，沦落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境地。秦人自献公起励精图治，以穆公为榜样，外讨失地，内修政令，孝公从之，所以广发《求贤令》，许以高官厚禄招才强秦。嬴政曾经一度驱逐客卿，差点打乱秦国崛起的国运，李斯适时呈上《谏逐客书》，算是李斯无可非议的历史功绩之一吧。李斯在《谏逐客书》中逐一列举了自秦穆公以来使秦国强大的八位著名客卿：秦穆公开秦国任用客卿制度之先河，其重用的由余来自西戎、百里奚来自宛地、蹇叔来自宋国、丕豹、公孙支来自晋国；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卫人，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魏国人。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逐步实现了秦国的霸业。事实上，秦国这几代君主，对于客卿都是礼遇有加的，而客卿也都能做到“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仅就这一点而言，电视剧版的《大秦帝国》也值得观众“点赞”。电视剧通过画面把秦孝公与商鞅之间英雄相惜、志同道合的那种默契，秦惠王在张仪面前一口一个“先生教我”的那种诚恳直观地呈现出来，带给人一种精神平等的和谐和清新。君臣抛开地位和身份，将“强秦”这一目标作为彼此的责任而相互激励，这种“风雨同舟”的创业友情，绝不是清宫戏里“奴才该死”与“皇上圣明”那种时代暮年才有的“官僚心机”能够比拟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大秦帝国》在这些方面的着力显得过于矫情，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奋争中勃发，所传递出的略显轻狂的艺术表现，难道观众不会觉得快慰吗？在充斥着大量谍战剧、宫斗剧、抗日神剧的“洗脑”下，笔者觉得这样的艺术呈现不仅是真诚的，而且简直就是一股清流，令人心旷神怡，大呼过瘾！
在秦人“创业”精神的感召下，入秦的各国客卿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贡献。“秦人以国士待卿，卿以国士事秦”，秦国对人才的渴望，在历史上已被传为佳话，并且秦人所待之客卿，多行正大光明之事，非齐孟尝君“鸡鸣狗盗”之辈可比。就连以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的水工郑国，也能真诚相待，最终郑国历经十年主持完成了关中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不知李斯在完成“假传遗诏”的使命而被腰斩于咸阳集市时，除了想和小儿子一起“回上蔡老家，牵黄狗逐野兔”外，可否想到当初的楚国客卿是如何从一位“强秦”的丞相最终沦落为“亡秦”的罪人的？
